數字貨幣:央行數字貨幣與反洗錢 你怎么看？

商務部在今年8月14日印發的《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》中提到：在京津冀、長三角、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試點地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。而就在幾天前，深圳羅湖數字人民幣紅包活動正式落幕，中國數字貨幣在深圳打響了“第一槍”，1000萬元的紅包雨最終由47573人成功領取。這也是數字人民幣首次大規模向公眾開放。

今年年初，日本央行、歐洲央行、英國央行等6國央行和國際清算銀行成立了法定數字貨幣工作小組；其后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席卷的風暴，各國都加快了對數字貨幣的金融體系研究，到了三月，美聯儲與韓國、澳大利亞、巴西等九國央行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。我國數字貨幣的研究本在全世界走在前列，這次卻都被排除在外，這些彌散著“數字貨幣冷戰”氛圍的形勢，都推動者我國法定數字貨幣逐步落地。

鮑威爾：無法想象我們會在沒有國會批準的情況下推進央行數字貨幣:6月23日消息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，無法想象我們會在沒有國會批準的情況下推進央行數字貨幣。[2022/6/24 1:27:57]

而本文想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，步伐稍急的法定數字貨幣發行，對我國反洗錢監管會帶來何種影響？

問題引入

我們都知道，官方對我國私人數字貨幣的認定一般是：認為其易滋生資本外逃、貪污腐敗、地下經濟等問題；價格波動大，難以行使價值尺度職能；由于其具有隱蔽性、匿名性，在作為有限支付工具或投資標的時，很容易引發犯罪。由2013年我國央行等五部委發布《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》，以及2017年相關部門再次聯合發布的《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》，可見一斑。

IMF前副總裁：廣泛可得的央行數字貨幣將使儲備貨幣地位的轉變更快發生: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副總裁張濤認為，在央行數字貨幣出現后，國際貨幣體系將如何演變“很難預測”。儲備貨幣被接受往往伴隨著結構性變化，包括樹立政策可信度，建立法治，形成具有深度和高流動性、以同一種貨幣計價的市場等，因此國際貨幣體系的改變很可能十分緩慢。但張濤也指出，長遠來看，廣泛可得的央行數字貨幣，加上強大的網絡外部效應，都能使儲備貨幣地位的轉變更快發生。（經濟參考報）[2021/8/27 22:40:01]

而與此同時，在我國央行推行數字貨幣的宣發中，卻認為這樣一種數字貨幣有利于滿足反洗錢、反恐怖等的監管需求。究竟為何產生這樣完全相反的結果，進行如下解讀。

IMF原副總裁朱民：加快推進央行數字貨幣 構建數字化金融基礎設施:11月18日，2020金融發展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辦。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, IMF原副總裁朱民在論壇上發表演講表示，在疫情推動線上經濟需求增加、中美經貿科技摩擦加劇的情況下，經濟科技創新和數字化的大潮正在到來。他建議加快推進央行數字貨幣，構建數字化金融基礎設施，占據未來競爭的制高點。同時也要注意人口老齡化的問題，加快發展商業養老保險。（澎湃新聞）[2020/11/18 21:14:27]

兩者顯性不同之處

發行方式不同

央行數字貨幣遵循“央行——商業銀行”二元框架，實際上和紙幣的發行、使用方式是一致的。選擇兩元體系，不僅考慮到避免DC/EP信用水平高于銀行存款，導致金融脫媒的問題，還是大額吞吐帶來的必然要求。而這有別于比特幣、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特點，實際上是中心化的管理模式。

光大證券分析師：推出央行數字貨幣有助于財政發揮更大功能:6月4日，光大證券分析師張文朗和劉政寧在其微信公眾號“文話宏觀”發表文章《數字貨幣：疫情后的新方向》。文章表示，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了“前所未有”的沖擊。為應對疫情，各國政府推出了力度較大的紓困措施。但在紓困過程中也暴露出資金發放速度慢、分配不均等問題。央行數字貨幣能為以上問題提供解決方案。一個可能的框架是，美聯儲通過電子支付服務提供商為企業和居民發放貨幣。看遠一點，未來一段時間內，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宏觀政策重心將轉向財政，這將加快央行數字貨幣落地。如果說過去經濟衰退時央行投放貨幣是“直升機”撒錢，那么央行的數字錢包就是“無人機”，未來我們或邁入“無人機”撒錢時代。對我國來說，金融周期下半場需要“松貨幣配合寬財政”，推出央行數字貨幣有助于財政發揮更大功能。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較快，移動支付基礎較好，發展央行數字貨幣具有一定的技術優勢。[2020/6/4]

在此基礎上，DC/EP數字錢包的設計可以進行分級和限制額度的安排。比如級別較低的錢包可能用于日常小額支付需求；而經過身份認證、電子貨幣資產核實的賬戶，就可以獲得更高的額度與權限。

使用方式不同

具體來說，數字貨幣使用“一幣、兩庫、三中心”的架構是一種不依托特定的交易介質和支付渠道的方式。“一幣”是指央行擔保發行的DC/EPtoken，“兩庫”是指央行的發行庫和商業銀行的銀行庫，“三中心”則是指登記中心、認證中心和大數據分析中心。

針對作為DC/EP發行、流通技術保障的“三中心”，登記中心負責記錄發行、轉移和回籠全過程的登記；認證中心負責對DC/EP用戶身份進行集中管理，這是為了保證交易的匿名性；而大數據分析中心通過對支付行為的大數據分析，實際上就是為了滿足對反洗錢、反恐怖融資等的監管需求。

這也是在交易匿名與反洗錢等監管中的一個權衡。通過大數據進行反洗錢、反逃稅、反恐怖融資，雖然普通交易匿名，但用大數據可以識別出一些行為特征，從而鎖定真實身份。具體的例子如電信詐騙，識別特點往往是大量分散的錢集中到一個賬戶里面，突然又迅速地分散開，消失在眾多賬戶中。大數據識別、鎖定后之后就可以追根溯源，找出犯罪分子。

可追溯的技術優勢

颯姐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過相關案例，原告通過固定可信時間戳而固定了電子證據，進而證實了證據的真實性。實際上，在當下互聯網興盛的當下，電子證據的采集使用，也越來越受到法院的重視。

而自帶時間戳的技術優勢是數字貨幣體系的一個必然。每一分錢都自帶從出生時起的詳細交易信息，包括交易時間和交易對手方等，無論如何混同，都可以順藤摸瓜、追根溯源。因此，隨著數字貨幣普及率升高，洗錢罪的發案率必然會下降。

寫在最后

以Libra為代表的數字貨幣旨在創建一個全球穩定幣。其以銀行存款與短期國債為抵押資產，同時采用區塊鏈作為底層技術。一方面，這種全球穩定幣在降低貨幣發行成本、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方面有巨大優勢，另一方面也會對國際金融體系產生較大的沖擊。

因此，2019年Facebook聯合全球26家企業發布Libra白皮書，直接挑戰各國央行貨幣主權，受到了歐美各國央行的抵制；而在2020年4月發布的白皮書2.0中錨定單一法幣后，就一下子鋪開了，也進而使美元的霸權地位更加強勢。

面對這種世界金融體系的重大挑戰，我國法定數字貨幣在全球范圍內推出已經勢在必行，積極運用區塊鏈、人工智能、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發揮建設社會的作用，才能站在這個時代的舞臺中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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